永不止步的RODE公司

来自：中音网

RODE话筒的故事实际是两个公司和它们后面的两个人的故事，同时也是包含巨大成就和磨难的故事。 这个发展成熟的澳大利亚公司的故事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世界的另一端。伦敦人Henry Freedman与一位瑞典女孩结婚并移居到斯德哥尔摩。他在一个音频公司找到一份清洁工的工作，这个公司没有生产新的晶体管通信产品的经验。Freedman是音频爱好者，一位自学成才的音频工程师。他在空闲时间设计出新型晶体管通信设备。这为他赢得了主设计师的职位。 Freedman迅速到达了瑞典音频工业的最高水平。在1966年，他带着妻子和儿女到了悉尼，作为Dynacord澳大利亚代理商开拓新天地。他的业务扩展到设备设计和安装工作。1980年，他放弃了Dynacord特许权，专门致力于“Freedman电子”专利设计。“它不是零售商店，而是安装公司” Henry的儿子，现任RODE主设计师（MD）Peter Freedman回忆到，“我从4、5岁就与父亲一起‘工作’，在20年中我曾在天花板上攀援，卖过音乐会PA系统，在乐队中混音，在新南威尔士附近做一点录音工作。我们设计了disco调音台，功率放大器以及几乎所有品种的产品。它们都在台湾制造。所以我父亲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经常往返于台湾、韩国和中国。” 老Freedman于80年代末死于心脏病，享年61岁，把家族公司留给了30岁的儿子Peter。“他是澳大利亚音频领域真正的先驱，对专业声音技术充满热情的天才工程师。但我总在决策上对他提出异议。” Peter Freedman说，“他去世后，我完全接管了公司，并尽力扩展我们的业务。当时经济衰退，贷款利率高达20%。我借了40万或50万美元，涉猎了一家灯光音响租赁公司。一年中，债务翻了三倍，而且我们失去了原来的客户。” 巨大的管理费用，没有精明的业务头脑使Freedman陷入困境。“一切变得一团糟。”他说，“所有同事离开了我，一年中我欠了100万美元。要偿还借款就如同用铲子填满大峡谷。银行收走了我的房子……我毁掉了我父亲创建的事业。我弄糟了一切。” 他开始尝试所有能赚钱的事情，希望能有转机。“你不用担心下一个星期，”他暗暗地说，“你将成为商业高手。”但是他知道那将是一个艰难的历程。 90年代末，他接到了英国销售界非凡的代表人物Colin Hill的电话。“我已经有15年没有见到他，” Freedman说，“他当时是要推销Ohm扩音器音箱的厂家代表，所以我们在一起喝了几杯。他说他一直想在澳大利亚生活，所以我邀请他一起工作。六个星期后他来到这，公司开始重振旗鼓。我们朝新的方向发展，但仍然背负许多债。我们必须做新的尝试。” Freedman翻箱倒柜找出一些旧的样品，从中发现了一个中国产的录音室话筒。Hill把它拿给所有的经销商看，了解他们的意见。经过对电子元件的精心修改，Freedman制作出他的第一个RODE产品――最初的NT1大振动膜录音棚电容话筒（与现在澳大利亚设计制造的NT1不同）。它只在澳大利亚的市场有少量出售，RODE话筒由此出现。 “我们从中国每次购入20或30个，改装关键元件并进行严格地质量控制，将它们改进成接近Neumann产品的效果。” Freedman说，“接下来我们着手开发NT2，购买来外壳等部件并在澳大利亚建立了自己的生产线。” 这个新公司仍然十分艰难。于是1993年Freedman参加了美国的NAMM展览会，试图增加人们对他的话筒的兴趣。“我跑遍所有录音棚征询对我的话筒的意见。”他回忆到，“有人把我带到West LA Music，一个高级音乐商店，7个小时后我得到了一张100只话筒的订单。回来时我几乎喜极而泣，因为我们终于取得了重要的进展。” “我们又参加了下一次的NAMM展览会，在展位上摆放展示了NT2、Neumann 89和一个话筒放大器以共参观者对比。在3个小时里，我们就签下有了英国（HHB）、德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代理商……” 事业进展迅速。到2003年，公司已经拥有8种产品（均为录音棚电容话筒）并搬到了位于悉尼的更大的新总部。同时，美国的业务由音乐家Mark Ludmer开展起来。他是RODE LLC（美国公司）的执行总裁，该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托兰斯。美国公司包括一个仓库、财务部和一个支持600个代理商的服务中心。 “现在我们是出售录音棚话筒的最大的公司之一，”Freeman说，“我们新的工厂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容话筒的生产基地。我们拥有极为优秀的工程师，有专利产品，有资金和代理伙伴。在未来的几年内，我们将大有作为。我不会停止脚步。” 新工厂是RODE发展的里程碑。它还包括对高端专业设备、高水平的研发员工和两倍员工的巨额投资。 “在研发部门有6位工程师，” Freeman解释到，“我们有声学、电子学、射频和电磁兼容性方面的专家。我们设计了耳蜗电子和处理软件，还使用很多制作模具软件和3D图形软件。我们同来自国家大学和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顾问一同工作。我们现在正和国家大学进行一个为期5年的传感器项目，对此我现在还不能透露什么。它是没有商业目的的纯研究。但如果想提出真正的革新技术，你就需要对此类研究投资。” “我们对传感器的制造和检测上给予很大的关注。制造传感器是公司的独有的技术。我们从世界各地定制机器。我们拥有全国唯一一台高精双面打磨机。它使物体变得光滑。非常酷。我们有振动膜喷涂金机器，所以你可以在上面喷涂含金的1微米薄膜。我们还能用世界上最好的声学分析设备检测每一个话筒震膜，并在听觉测试前检测完成的话筒。为了保证质量，我们需要做多项检测。但是最好的、最有价值的检测装备就是你的耳朵。它很廉价却能做高质量的QA检测，RODE工程师的耳朵都拥有很好的感觉。” 这只是公司实力的一部分。Freeman说他有能力使产品同时拥有很高的品质和吸引人的价位，这是带给他成功的关键。 “我们本可以做很多录音棚产品，可是市场太小了，产品又太贵。” Freeman说，“RODE就意味着“深奥”的话筒，因为产量高，它具有难以置信的低价位。假设如果我们制做像Solution D那样的数字话筒，我们在每只产品上所投将入的大量研发资源和市场推广，会相当于15到20只的RODE，可最终换回的却很可能是极少的销售数量并取得好的销售成绩。反之我们现在使用专业的设备和同样的资源可以制作出100,000个只录音棚话筒。因为我们一次购进几十万个电阻，我们以1分钱4个的价钱成交而非原来的5分钱1个。晶体管也是一样，从一开始的1美元到最后的10美分成交。如果你能买卖正确地采购，你就可以有最大的收益。” “这就是RODE的秘诀――用钱换回质量，” Freeman肯定地说，“我们自己进行模具加工，我们有各种先进的车床，在Madgee还有金属加工工厂。人们问我们是如何打败拥有廉价劳动力的亚洲工厂的？我们的优势是低劳动力需求、自动机器人和机器。” “我到中国考察看到工厂仍在使用手工车床时想到‘你们已经过去了’。CNC和SMT自动机器可以代替40个工人。似乎很不幸，可是未来就是这样。澳大利亚的将来是出售设计、思想和革新，而不是手工劳动。” Rode故事的又一精彩之处是在恰当的时候提出恰当的产品。在公司的产品目录中只有电容话筒并非偶然。为什么没有动圈话筒呢？ “每个星期都会有经销商和代理商要求我们能提供动圈话筒或放大器，” Freeman说，“我们可以出售这些产品，但我没有这样做――RODE为什么要出售没有特别之处的产品呢？我们可以容易地生产出像Shure那样的产品，可有什么意义呢？我做一件事必须有一个理由。我们必须有特别之处，否则就会是另一个‘我也能做’。” “我是一个商人，一个音频电子设计师，产品由市场调控。我深信要想成功，销售人员必须要对你的产品感到激动。如果他们不能对产品感到兴奋并深信不疑，你就会陷入很大的麻烦。这些人面对顾客，这会是失败的开端。” “我们开发产品的方式是，首先我有一个想法，与销售部门的人员一起讨论这个想法。如果一致通过，研发人员展开工作，制作出样品。所有的人试听这个产品――因为这是底线。如果喜欢它，就要看我们能用它来做什么。有时不能满足性能或制作费用很昂贵，就要放弃产品。” RODE引导了向大众提供低价格、高品质的话筒，不过也出现了很多有话筒的人不知道如何使用的情况。Freeman并不回避问题。“我们尽可能地进行教育，”他说，“我们为话筒附上说明书，杂志中也有它们的位置。我儿子的学校里就有一个录音工作室――这多棒啊！” “最好的是人们发现了这其中的可能性，整个行业在扩张。很多工程师失去了工作，因为每个人都认为他们可以在家里完成一切，可实际上他们不能。真正的工程师将随着录音棚的回归而回到我们身边。人们购买的家庭录音工作站将用于娱乐和记录想法，当你准备好后，就要进入录音棚，找到一位懂得录音、有经验、了解音乐风格的录音师。他可以加入结构指导，或者象Mark Ludmer那样地说‘不错，不错，Juice’。正像Portastudios所发生的一样，事情在进化。，一些人认为不再需要工程师了。在美国就是这样的情况，人们只会问“使用专业工具的人在哪？”但是工程师回来了，这样的变化已经慢慢开始了。” 故事如果到这里还是激动人心的，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未来会同样精彩。Freeman不愿透露对未来的计划，但他的信心和激情显而易见。 我们投资了1千万澳元建设新工厂，”他披露，“我总和身边的人开玩笑说‘我们很快要从新厂房搬出去了’，其实我们还没有搬进去――这不是开玩笑。我们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，因为我们有声誉、团队，并且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。未来我们有很多计划――并不只制造话筒。它将是有趣的，创新的，但始终是我们所熟悉的‘音频’。”